这种“善恶必书”的思想，在唐代后期又有所发展。唐文宗时，谏议大夫、兼起居舍人魏謩提出了“善恶不直，非史也。遗后代，何以取信”[230]的见解。这显然是一个治史的标准，也是衡量史书价值的标准。它已经不是停留在忠心“守官”、竭尽“愚直”的水平上了，而是为了要“取信后代”，对历史负责任，从而把“直书”的思想提到了新的高度。
——“无污青史”的严肃态度。
“直书”又是史家对待历史的严肃态度的表现。刘知幾说过，一个正派的人，应当“无污青史，为子孙累”[231]。这完全代表他的为人行事。武则天、唐中宗时，刘知幾担任史职，“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他自认是“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为此，他感到愤慨，认为不屑与这些人合作，玷污青史，“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232]。这样，他就给封建史家树立了一个洁身自好、“无污青史”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