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参见拙文：《无限：有限者追寻》，载《社会科学战线》，2000（2）。
[14] 参见拙文：《超越有限》。
[15] 叶燮：《原诗·内篇》。
[16] 叶燮：《原诗·内篇》。并参见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011~1014页，1998。
[17] 各种艺术作品之间有价值高低之分，而在某同一作品中，特别是在内容比较复杂的同一作品中。则可以是高低不同的艺术层次都统摄于一体，例如《红楼梦》就既有简单事实的描述，又写出了各种典型，而《红楼梦》的最高艺术价值或诗意则在于它从整体上通过其所言说出来的故事情节让读者想象和体悟到无穷的人生意味和高远的境界，而这是隐蔽的、未说出来的。《红楼梦》把各种简单的事实描述和典型都融会于这显隐的意象之中。
[18] 转引自宗白华：《康德美学原理评述》，见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22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现实与创造
一
西方自柏拉图以后，特别是自笛卡儿到黑格尔的近代哲学史的传统真理观，总是把真理归结为“在场”（“出场”，presence），或则是变动不居的在场即感性直观，或则是恒常的在场即逻辑概念，认为凡不符合逻辑概念的东西或者不可能出现在感性直观中的东西，就是不真的。这就是所谓现实性。现实者，在场、出场之谓也，根本不可能出场的东西就是不现实的东西，就是不真的。这种真理观移植到中国来，于是像李白的“白发三千丈”和杜甫的“晨钟云外湿”就都被看成是不现实的因而是不真的东西，因为“白发三千丈”不可能在感性直观中出场，声中闻湿不可能在概念中出场。这种真理观的维护者也许会辩解说：我们的观点并不这么简单，我们也承认“白发三千丈”是有意义的，只因为它反映了现实的愁绪，“晨钟云外湿”也是有意义的，只因为它反映了“雨湿”的现实情景，所以“白发三千丈”和“晨钟云外湿”都是现实的反映。显然，这种辩护的核心仍然是：一切表述的意义或真理，归根结底，在于反映现实，在于“出场”，不可能出场的东西之本身是不真的。在这种真理观的维护者的心目中，任何思想文化现象，艺术、宗教、神话、语言、科学等，只要能道出它反映了什么样的现实，那就算是作了最终的、令人信服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