懿宗所任用的大臣也极其奢侈腐化。宰相杨收，“性侈靡，门吏僮奴多倚为奸利”；尚书右丞裴坦子娶杨收女，“资送甚盛，器用饰以犀玉”[85]；路岩在相位8年，也是日趋奢靡，贿赂公行。[86]整个统治阶级生活的穷奢极欲，使本来就腐败的政治更加黑暗。
与此同时，唐代社会普遍流行服食之风。上自皇帝，下及文人士大夫，甚至于庶民百姓，都对服饵养生怀有浓厚的兴趣，并热心于飞丹合药，希冀通过服食，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其结果适得其反，不少人为此殒命早夭。唐代诸帝多迷恋服食养生，清代学者赵翼曾注意到“唐诸帝多饵丹药”[87]的问题。唐太宗轻信婆罗门方士那罗迩娑婆“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的谎言，命其“于金飚门造延年之药”。历年而成，服之，“竟无异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88]。高宗时，婆罗门僧卢迦阿逸多，又“受诏合长年药，高宗将饵之。”开耀二年（681年）闰七月庚申，“上以服饵，令太子监国”[89]，不久即病死；武则天曾饵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所合丹药，“已而后久疾”[90]，直至病殁；唐玄宗曾亲自合药，晚年心情不好，“日以不怿，因不茹荤、辟谷，浸以成疾”[91]而逝；唐宪宗，因“服饵过当，暴成狂躁之疾，以至弃代”[92]；穆宗也“饵金石之药”，处士张皋上书极力劝阻；[93]唐敬宗在位虽然很短，也多处求访异人、仙药，追求服食；[94]文宗曾服食郑注所合之药，据说还挺灵验；[95]武宗“重方士，颇服食修摄，亲受法篆”，因服食后，药性发作，喜怒失常而辞世；[96]宣宗服饵太医李玄伯所制长生药，病渴且中燥，疽发背而崩；[97]唐僖宗也曾服云母粉，以为可以轻身不死。这些封建帝王迷信服食，竟为此付出生命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