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福柯以1968年划界,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与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权力化和意识形态化了的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差距。事实上,作为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学生,福柯并没有简单地认同他的老师的学说,而是试图通过对尼采的解读,超出已被权力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这样的话语系统的批评也见于其他的后现代理论家。德里达就说过:
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而言,某种(我在此强调的是某种)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并不需要等到苏联以及全世界完全依赖于苏联的所有一切的最近解体。所有的一切在5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所有的一切甚至在那时就已经不容置疑地是“可见的”了。因此,使我们今晚聚集在一起的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其实是一个重复已久的话题的回声。[14]
德里达在这里说的早已解体了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就是斯大林主义化的、权力话语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他真正关心的乃是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的恢复,而“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所要解答的也正是这样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