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文献,经过长时间的流传,已颇为芜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谈到《春秋》的流传时说,即使亲受孔子传指的“七十子之徒”亦难免“各安其意,失其真”,更遑论“各往往捃摭《春秋》以著书”的战国诸子。秦汉人对先秦文献的解释,则更是歧义纷出。例如《尚书·高宗肜日》之“高宗肜日,越有雊雉”句,《尚书大传》释作“武丁祭成汤,有雉飞升鼎耳而雊”。[25]《书序》则曰:“高宗祭成汤,有飞雉登鼎而雊。”[26]《书序》言祭祀者为高宗,而不言武丁。对于纷乱复杂的史料,司马迁提出了“犹考信于六艺”的原则。此条原则是司马迁考信史料,尤其是三代史料的重要原则之一。司马迁提出此条原则,大概出于两方面考虑:一、“六艺”为上古流传下来的圣贤之作,成书时间较早,更具有可信性。司马迁谈到“六艺”制作时说:“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27]; 《春秋》乃孔子所作,诗三百篇亦为古之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云云。二、对儒家宗师孔子的敬仰。司马迁以为“六艺”经过了孔子的整理,称:“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可谓至圣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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