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文献，经过长时间的流传，已颇为芜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谈到《春秋》的流传时说，即使亲受孔子传指的“七十子之徒”亦难免“各安其意，失其真”，更遑论“各往往捃摭《春秋》以著书”的战国诸子。秦汉人对先秦文献的解释，则更是歧义纷出。例如《尚书·高宗肜日》之“高宗肜日，越有雊雉”句，《尚书大传》释作“武丁祭成汤，有雉飞升鼎耳而雊”。[25]《书序》则曰：“高宗祭成汤，有飞雉登鼎而雊。”[26]《书序》言祭祀者为高宗，而不言武丁。对于纷乱复杂的史料，司马迁提出了“犹考信于六艺”的原则。此条原则是司马迁考信史料，尤其是三代史料的重要原则之一。司马迁提出此条原则,大概出于两方面考虑：一、“六艺”为上古流传下来的圣贤之作，成书时间较早，更具有可信性。司马迁谈到“六艺”制作时说：“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27]; 《春秋》乃孔子所作，诗三百篇亦为古之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云云。二、对儒家宗师孔子的敬仰。司马迁以为“六艺”经过了孔子的整理，称：“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可谓至圣也。”[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