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摇摇晃晃，勉强站住脚跟。现在想起来，连那些都像做梦一样：跟中校一起坐上大汽车，穿过堆满瓦砾的街道；还模模糊糊地记得兵士的行列和铺着红丝绒的棺材。我现在想起来，阿拿多里，唉，老兄，就像此刻看见你一样清楚。我走到棺材旁边。躺在里面的是我的儿子，但又不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是个肩膀狭窄、脖子细长、喉结很尖的男孩子，总是笑嘻嘻的，但现在躺着的，却是一个年轻漂亮、肩膀宽阔的男人，眼睛半开半闭，仿佛不在看我，而望着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只有嘴角上仍旧保存着一丝笑意，让我认出他就是我的儿子小多里……我吻了吻他，走到一旁。中校讲了话。我的阿拿多里的同志们、朋友们，擦着眼泪，但是我没有哭，我的眼泪在心里枯竭了。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吧，我的心才疼得那么厉害?
“我在远离故乡的德国土地上，埋葬了我那最后的欢乐和希望。儿子的炮兵连鸣着礼炮，给他们的指挥员送丧。我的心里仿佛有样东西断裂了……我丧魂落魄地回到自己的部队里。不久我复员了。上哪儿去呢?难道回伏龙涅什吗?决不!我想起在乌留平斯克住着一个老朋友，他还是冬天里因伤复员的，曾经邀我到他那儿去过。我一想起他，就动身到乌留平斯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