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周恩来哀悼杨度先生的前后,中央苏区的军民在毛泽东、朱德的统率下,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军事“围剿”。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节节胜利的喜讯,的确使在上海过着隐蔽生活的周恩来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正当他等候前往中央苏区之际,王明收到了共产国际的通知,要他尽快赶赴莫斯科,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之职。共产国际远东局鉴于王明、周恩来不久就要离开上海,提议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陈绍禹提出秦邦宪进入中央负总责。商议结果确定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随后报共产国际批准。同时规定,今后在多数中央委员聚集在一起,须将此事提请中央委员会讨论。”就这样,秦邦宪(即博古)留在国内成了王明路线的主要代表人。
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下,9月18日,“驻沈阳南满站的日本联队,突于本晚十时许,袭击我北大营,诬称我方炸毁其柳条沟铁路路轨”,由此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十分可笑的是,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张学良于是日晚在北平前门外中和剧院着梅兰芳表演的《宇宙锋);也是在这同一天晚上,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赶到南昌行营,重新部署“围剿”中央红军的作战计划,无论他怎样向世人辩解,他依然是真正失掉东北三省的历史罪人!9月21日,蒋介石为应付全国沸腾的抗日浪潮,遂偕夫人宋美龄由南昌赶回南京,22日晨,在南京肃然大讲“以和平对野蛮,忍痛息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9月23日,发表《国府告民众书》。向国民宣布的对日的基本方针:(一)依靠国联主持“公道”,乞求帝国主义给以“合理的援救”。(二)继续鼓吹“以文明对野蛮,以合理的态度显露无理暴行之罪恶”,要国民以“文明”的不抵抗,忍受日寇的野蛮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