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周恩来哀悼杨度先生的前后，中央苏区的军民在毛泽东、朱德的统率下，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军事“围剿”。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节节胜利的喜讯，的确使在上海过着隐蔽生活的周恩来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正当他等候前往中央苏区之际，王明收到了共产国际的通知，要他尽快赶赴莫斯科，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之职。共产国际远东局鉴于王明、周恩来不久就要离开上海，提议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陈绍禹提出秦邦宪进入中央负总责。商议结果确定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随后报共产国际批准。同时规定，今后在多数中央委员聚集在一起，须将此事提请中央委员会讨论。”就这样，秦邦宪（即博古）留在国内成了王明路线的主要代表人。
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下，9月18日，“驻沈阳南满站的日本联队，突于本晚十时许，袭击我北大营，诬称我方炸毁其柳条沟铁路路轨”，由此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十分可笑的是，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张学良于是日晚在北平前门外中和剧院着梅兰芳表演的《宇宙锋）；也是在这同一天晚上，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赶到南昌行营，重新部署“围剿”中央红军的作战计划，无论他怎样向世人辩解，他依然是真正失掉东北三省的历史罪人！9月21日，蒋介石为应付全国沸腾的抗日浪潮，遂偕夫人宋美龄由南昌赶回南京，22日晨，在南京肃然大讲“以和平对野蛮，忍痛息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9月23日，发表《国府告民众书》。向国民宣布的对日的基本方针：（一）依靠国联主持“公道”，乞求帝国主义给以“合理的援救”。（二）继续鼓吹“以文明对野蛮，以合理的态度显露无理暴行之罪恶”，要国民以“文明”的不抵抗，忍受日寇的野蛮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