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台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尽管两地的学者在研究陶行知的主观条件方面不存在任何障碍，但无论是就其研究队伍，还是就其研究成果来说，均不及日本和欧美学者，这里面的原因颇为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都深受政治气候的影响。当然，平心而论，几十年来陶行知研究在港台地区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去世后，香港地区报刊曾刊登他的一些留港学生写的回忆文章，这些回忆性文字只是提供了研究素材，还不是真正的学术探讨。1966年以后，阮雁鸣、卢玮銮等人的研究开始走上学术研究的轨道。近十年来，周佳荣、何荣汉、甘颖轩、区显锋、文兆坚等学者的研究文章角度新，成果多，标志着香港地区的陶行知研究进入了学术研究的新阶段，与内地的陶行知研究开始相互推动，相互影响。与香港地区相比较，台湾地区学者对陶行知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研究显然要重视得多。1969年，陈启天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一书中对陶行知思想部分的介绍，打开了“纯学术性”研究陶行知的局面。20世纪70年代以后，程本海、郑世兴、周邦道、吴鼎、吴俊升、简溎勤、周永珍、曹常仁等学者的研究逐渐将台湾地区的陶行知研究推向专题、走向深入。由此可见，港台地区的陶行知研究已经达到相当水准，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长。随着香港地区与内地关系的进一步加强，海峡两岸关系的逐渐改善，港台地区与中国内地文教界的交往日益增多，港台地区陶行知研究的特色和优长必将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成为陶行知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